对我而言，这股热潮着实令人费解。那些聪慧且身处世俗的群体，尤其是科技行业的从业者，如今竟将 “在家上学” 奉为一种彰显高地位的选择。

我本人从幼儿园直至高中毕业，接受的都是家庭教育。这一经历深刻塑造了我的技能体系，就如同童话《长发公主》中的乐佩，在高塔中形成独特的成长轨迹。实话实说，我和我的七个兄弟姐妹，从来都不是邻里间 “酷小孩” 的代表。

在电影《贱女孩》中，林赛・罗韩饰演的角色呈现出两种对 “在家上学” 孩子的刻板印象，而我竟二者兼具。一方面，我是学术怪咖，拼写比赛的常胜将军。我曾两次闯入全国拼字比赛决赛，ESPN 的约翰・马弗尔甚至因为我是 “在家上学的孩子”，且他念不出我的名字，而看好我夺冠的胜算。另一方面，我也曾是宗教狂热分子，坚信 “年轻地球论”。所幸，地球历史足够漫长，足以让大家忘却我高中时创作的西部乡村音乐剧《创造论与进化论：西部故事》。

在电影里，林赛・罗韩饰演的凯蒂・赫伦打破了这类刻板印象。她见多识广、适应良好，选择在家上学主要是因为父母的职业，而非出于某种意识形态。她堪称 “在家上学” 孩子中令人认可的 “独角兽”。

然而如今，情况已然不同。“在家上学” 如今俨然成为高地位的象征。在我孩子这一代，满是像凯蒂・赫伦这样的角色。

但这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？

围绕 “在家上学” 的策略性争论，实际上相互抵消，难分胜负。

支持者认为，学校存在身体、情感乃至性侵害的风险。而反对者则依据统计数据指出，家中其实更为危险，尤其是当孩子与外界接触匮乏时。

支持者强调一对一教育效率更高，布鲁姆提出的 “二西格玛问题” 在这种模式下更易解决。但反对者反驳，当孩子存在学习障碍时，缺乏专业干预可能导致他们在学习上掉队。

支持者举例，像我家七口人，仅靠 2.5 万美元的年收入就支撑起了家庭教育。可反对者又指出，在家上学的孩子往往缺乏充足的社交互动。

总而言之，这些争论难以真正说服任何人，“在家上学” 似乎依旧是一种基于意识形态的选择。

那么，它为何会变得流行起来呢？

我认为，这些科技行业的父母，本质上是一群 “生活黑客”，他们把 “在家上学” 视为一种终极生活技巧，借此与普通人保持距离。

无论宗教信仰如何，这才是他们做出选择的核心动机：不与普通人为伍，不用忍受按部就班的课堂节奏，不与失败者、恶霸和捣蛋鬼打交道，不受制于城市学校的种种局限，甚至最终可以不接受传统高等教育，不从事常规的朝九晚五工作。他们不愿随波逐流，而是渴望构建属于自己的体系。

从历史上看，富人们向来习惯通过 “私人辅导” 或 “欧洲游学” 的方式来教育子女，在特定情境下，这种愿望不难理解。

然而，富人家培养出的孩子，往往并不招人待见。

从外界视角来看，我的家庭教育算是成功的。我 SAT 成绩优异，拥有一份待遇丰厚的工作，也没有沾染毒品等不良嗜好，算是个正常人。

但即便如此，32 岁的我，仍面临着诸多困扰：社交时的尴尬与焦虑；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建立深厚的友谊；对与他人建立深度联系缺乏耐心，内心时常冒出 “谁需要呢” 的念头；还有一种始终与现实脱节的感觉。

不过，情况还不算太糟糕。我是一个功能健全，但略带傲慢与忧伤的人。

奇怪的是，我认识的大多数聪明的科技从业者，尽管他们表面上无视传统精英主义，却期望自己的孩子通过 “不接触普通人” 来成就非凡。

等等，你怎么能一边想要改变世界，一边却教导孩子从小就轻视大多数人呢？

我有三个孩子，我最担心的就是他们受到各种压力的影响。内心深处总有个声音在说：避开冷漠的老师和消极的同龄人，避免让孩子在公开场合遭遇丢脸的失败。

这个声音不断劝我：“让孩子在家上学，远离普通人，他们只会伤害你的孩子。”

但我养育的是孩子，不是温室里的花朵。在父母的支持下，学校里的一些挫折，恰恰是孩子成长的动力。

当然，通过其他方式也能培养孩子的韧性。我认识一些在家庭教育方面颇为成功的家长，他们努力让孩子融入社区，比如参加俱乐部、团队活动、夏令营以及志愿服务等，同时还能灵活调整教育方式。他们令人钦佩，只是这条路着实艰难。